【辅导员制度六十年】查恩涛:如能重读清华我还愿当辅导员

2019-11-06 19:21:04 甘肃新闻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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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能重读清华,我还愿意当辅导员

   ——记清华大学1956级校友、原动力机械系1962级辅导员查恩涛

查恩涛

  查恩涛,1956年至1962年在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汽车专业学习。1963年至1980年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处工作,1980年设计处与长春汽车研究所合并,任底盘研究室主任,1985年任长春第一汽车厂轿车厂厂长,1987年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口公司总经理,1994年任武汉富诚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。2000年退休。

  我是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的,1959年3月入党,8月被抽调为辅导员。时值辅导员制度六十周年华诞,在此我回忆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,谨以遥寄祝福。回忆起50多年前的辅导员经历,不觉心潮起伏,难以平静,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。

“因为我是辅导员”

  1960年早春,我带领动力系热二年级(1962年毕业)的全体同学到八达岭清华基地“三堡”去植树造林。北国的早春不比江南,虽然已是三月初,八达岭还是地冻天寒,由于地处荒山野岭,更增添了几分寒意。当地没有地方居住,同学们就住在棉帐篷里,挤得满满的,我们几个辅导员就只能住单帐篷,虽然盖的棉被不少,又压棉大衣,早晨起来,被口和嘴、胡子、眉毛还是结满白霜。虽然寒冷艰辛,因为看到了住单帐篷的辅导员,同学中也没人叫苦。大家一起栽树,还搞赛诗会,精神非常振奋,高声吟咏:“八达岭,让开道。古长城,弯下腰。绿化大军到……”

  1960年9月,我带领动力系农机8个班200多名新生到河北徐水的农村参加秋收劳动,劳动末期我们去参观“五人桥”人民公社,这是上了《红旗》杂志的典型。从住地到火车站约十七、八里地,又必须两小时内赶到车站,每个人都自背行李,女同学也不例外。因带队老师已先去安排参观,他的行李也需我带,因而我担了两件行李。虽不太重,但要步行,又有时间限制,还是十分辛苦。许多男同学都想分担一部分,被我一一拒绝了,因为他们都不过20岁,我已是24岁的大哥哥了,理应多负担一些。最终我们提前十多分钟到达火车站。

  1961年5月下旬,我带领“清华民兵师”参加北京市“反对美帝侵癫痫怎么治疗不会反复发作略黎巴嫩大会”。男女同学都背着枪和子弹袋(无子弹),一早乘车到天安门广场。五月的北京,中午已很热,我还要跑东跑西,做些组织管理工作,因而非常疲劳。因为不能在广场上吃午饭,大家都忍饥乘车返校。我安排好一切,上了最后一辆车,早已没有空位,同学们都抢着给我让座,但都被我谢绝,因为我比他们大几岁,因为我是辅导员。

“教育从严,处理从宽”

  我是带班辅导员,又是分团委副书记,还兼系会主席。困难时期,我曾兼管学生食堂工作。1960年前后正处困难时期,最尖锐的矛盾就是粮食问题。当时清华大学学生是每三个人100斤米。为了关照食量大的同学,学生定量分等级。在非运动员中最低是每人每月30斤,最高是36斤。在我管辖的众多学生中,没有一个人认为不公平而来找我。

  曾经有一个同学拿了别人的餐券,被人举报近来吃饭超量。经党支委研究,让与他关系密切的党支委从关心他生活谈起,做细致的思想工作,结果这位同学主动承认错误,党支委每月扣他一点,最终他退还了全部餐券。党支委没给他组织处分,也没有进行通报批评。为了均匀使用餐券,后来改用饭卡,每顿吃几两,就在数字上打勾。个别人投机取巧,用消字灵消去那个勾,但必然留下痕迹。我不张扬,逐个谈话,做思想工作,让他们心服口服,最终退还。

  后来,我将“教育从严,处理从宽”的理念带到了工作中,在我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处团书记时,发现干事对以前团费有贪污现象,约70多元,我严厉批评教育他,写检查、退款,最终当他面焚烧了他有关全部书面材料,让他放心,不装档案。这又是本着蒋南翔校长的“思想教育从严,组织处理从宽”的教导,因为他还年轻,不能让他背上包袱。后来,这位干事还当了科长。

听报告,提升政治鉴别能力

  我当辅导员期间,学校非常重视培养我们的政策水平,蒋南翔校长、刘冰副书记多次“开小灶”。蒋校长是学文的,讲今比古,深入浅出,实不多见,至今难忘。他分析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,50多年未见他人有什么发展。当辅导员期间,我听了多场精彩绝伦的报告,回味起来仍影响深刻。我听过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长篇报告。报告后两个多月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社论,不过是他报告中的大题目、小提纲有机的组合,骨肉都在,神韵无存。读社论与听报告必然不同,报告比社论更为具体。我还记得亚非司司长柯华给我们讲国际斗争形势,极其生动、具体,这是报纸上永远读不到的。我还先后听过邓小平、陆定一、彭真以及多名部长为留苏学生进行政治教育的长篇报告。这些报告,大大提高了我的政治鉴别能力,使我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能不盲目,不迷信,敢于坚持。

  我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处工作时,试制车间有一位青年女工,表现很好,但就是因为她父亲是右派,团支部就根本不讨论她的入团问题。我任团总支书记后,了解到这种情况,先做团支委的工作,再做团员的思想工作,对反应最强烈的,个别、反复去做思想工作,终于大家一致同意她入了团。我为什么如此重视,因为她有代表性;我又为什么敢于在工人集中的地方坚持下去,因为蒋南翔校长给我们辅导员讲过多次:“要有成份论,不唯成份论,重在政治表现。”

我看“双肩挑”

  学生辅导员制度是一项极其优秀的制度,不可用其他制度代替。这是蒋南翔校长对高等教育制度的创新,如果半途而废,将是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。

  政治辅导员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学生。他们与广大青年学生同吃、同住、同学习,正因为他们24小时生活在学生群众之中,对学生的任何思想动向都能及时觉察,对学生的一言一行、喜怒哀乐都自然理解、体会。辅导员与学生的年龄差甚小,和学生是天然的“一片”,而不是“打成一片”。学生有的想法,辅导员自己也有。有共同的语言,辅导员做工作就很容易,能结合实际而有针对性。这是任何专职老师、政工干部都无法相比的。

  选择辅导员,学习成绩要较好,便于学生尊重,思想水平要较高,并且愿意做学生工作。工作上犯错误,学生能原谅,品质不良,是得不到谅解的。所以辅导员的“毛坯”一定要选好,宁缺勿滥。

  由学生中选出的辅导员,相比教师、干部,可能水平低一些(也不是绝对),经验少一些,但是,学生之间没有利害冲突,直一点、简单化一点学生都会谅解。我带新生去河北农村劳动,认真贯彻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的方针。有两三个同学有思想情绪,我们个别谈,大会、小会不指名批评,虽然是对事不对人,今天看来也难免有些过“左”,但是我们彼此没结怨,反而成为朋友。

黑龙江有治疗癫痫病的医院么text-align: right">(清华新闻网11月18日电

哈尔滨的癫痫病医院e="text-align: right">供稿:学生部 编辑:范 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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